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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法条竞合情形下之定罪问题浅析  

2010-09-29 23:20:07|  分类: 法律相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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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zi

法条竞合情况下,到底应该如何选择适用法律?如何给行为人定罪?这一直都是个颇有争议的论题。就连那些谙熟刑法的专家学者也曾是各执己见,其说不一。例如:

 有专家认为,法条竞合情况下,应首先“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要适用重刑法优于轻刑法的原则”(谢望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好象这是通说。

  也有专家认为,从逻辑关系上区分 ~ ,“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属于包容竞合,就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如果属于交叉竞合”,则“应该重法优于轻法”。“不能因为法律作了特别规定,就绝对地按照法条竞合的处理原则~用特别法宣告(某些人)无罪。”(林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认为,“不符合特别条款”,但是“符合普通条款的”,则“应当以普通条款定罪”,因为从最基本的关系上分析“凡是要以特别条款定罪的,一定要以符合普通条款为前提”,故在适用特别条款有障碍的情况下,选择适用普通条款是符合立法本义的。赞成此观点的中国人民大学黄京平教授认为:因为“普通法条和特殊法条的入罪标准是不一样的”,“符合一般法的应按一般法来定,但在实践中需要斟酌”。

 与张明楷教授的观点不同,中国政法大学顾永忠教授坚持认为,立法上意识到了违反特别法与违反普通法不同,所以才单独规定了某些符合特别法构成的犯罪,“意思就是只有构成这些罪,才能定这些罪,如果不构成那就是不构成,就不应该定一个和他相近的普通罪”。之所以应当如此,是因为当一个行为没有构成特别法规定之罪时,它便在事实上没有形成与普通法之间的竞合关系,因为法条竞合是解决一个行为同时符合两个法定构成时,应当如何选择适用法律的问题。

 支持此观点的还有中国政法大学的阮齐林教授,他也认为,“在我国刑法中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个别的现象,而涉及整个的立法、司法模式”。所以,“司法或立法对特定地点、特定行为约定或规定的入罪刑事门槛的操作标准,司法实务应当遵照执行。”(比如“对保险诈骗案件应当按照保险诈骗的定罪数额标准掌握,没有达到1万元以上的,不能以保险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也不能以普通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二审监督处刘祥林处长与阮教授的观点比较接近,他认为“不要将一般规定作为特殊规定的备用条款”。如果行为本身并”没有达到特殊规定的定罪标准,就不要以犯罪论处。否则刑法作出特殊规定就没有意义了”。

专家观点似乎各有道理,我因此想到罪刑法定原则及犯罪构成理论,在法条竞合情形下,这些刑法基本原则和理论,能不能为我们提供最现实的帮助?这是我正在思考的问题。

“对保险诈骗案件应当按照保险诈骗的定罪数额标准掌握,没有达到1万元以上的,不能以保险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也不能以普通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是阮齐林教授的观点。

  本人不是专家,只是一名司法实务工作者,觉得阮教授的观点应该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保险诈骗案件,没有达到1万元标准的,不能以保险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说法我同意。但是说因此“也不能以普通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就有些说不通了。很显然,该行为未构成保险诈骗罪,是因为它不符合该罪的基本构成(其危害程度不属于“情节严重”:未达定罪数额),但并不能就此认为,该行为也不符合普通诈骗罪的构成,如果已经达到普通诈骗罪所要求的定罪数额,为什么不能按普通诈骗罪追究?就因为他诈骗的客体有特别法规定么?果真不去追究,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对该类诈骗行为——立法本义就是要纵容而不是严惩?可我们知道,立法本义并非如此。

   其次,金融诈骗罪之所以被从传统诈骗罪中分离而来,是因为其兼具金融犯罪与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它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当一个行为符合保险诈骗罪构成时,它的危害特征必然表现为既侵犯金融管理秩序、又侵害公私财产所有关系。而当这个行为未达保险诈骗罪定罪数额时,则表明其对金融秩序的侵害尚未达到需要以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程度,所以不构成金融诈骗罪应当没有争议。但这并不足以表明,这个诈骗行为也没有侵害到公私财物所有权并已达到犯罪的程度。若其诈骗数额已经达到普通诈骗罪的标准,我们却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有何道理可言?难道必须放纵不成?!

  其三,显然,在保险诈骗行为人的诈骗数额未达保险诈骗定罪标准时,并不存在法条竞合问题,如果其数额达到普通诈骗罪标准,就只能认定其构成诈骗罪,而没有理由不定罪。这会司笔者的观点。

另:当特殊主体实施犯罪的手段行为同时触及到两种不同种罪名时(如以窃取、骗取手段贪污与盗窃罪、诈骗罪之间,未成年人绑架杀人与杀人罪之间),是否也构成法条竞合?弄清这个问题对于司法实务也显得格外重要。

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我认为对上述情形应该有一个界定的标准:

 首先,当特殊主体在客观方面实施的一个行为,可能同时侵害到同类客体中的不同罪名时,肯定会出现法条竞合情形——比如渎职犯罪中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与“徇私枉法罪”、与“滥用职权罪”之间,就很可能会出现法条竞合。这时,因法定主体根本无须选择,所以优先适用特别法条,显然更符合立法本义。

 其次,但是如果该特殊主体的客观行为方式,同时与同类客体中不同种罪名有包容或交叉、却只符合其中一个犯罪构成时,那就不存在法条竞合问题,这时罪名唯一,并不存在选择的空间,符合哪个罪的构成就定哪个罪,应该不存争议。

  再次,犯罪主体不能选择,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当某一类特殊主体,以其客观行为方式同时侵害到不同类犯罪客体时,这肯定也不属于法条竞合。因为特殊主体犯罪,就只能适用有关特殊主体的规定、而不能选择适用其他有关非特殊主体的规定,这是法定的。既然是法定不能选择的情形,那就不属于法条竞合。

  法条竞合的前提,是两罪名之间在立法上已经存在法律内涵上的包容与交叉关系,并且法律在大多数情形下是容忍我们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但特殊主体犯罪则显然除外。至于法律为什么要如此规定,我想这与中国法制的历史及执法习惯不无关系,应该没有其他更为合适的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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